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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巴族国家的形成

时间:2014.05.06  作者:王双跃    返回上一页>>

巴和蜀是古代四川境内的两个部族,也是西南地区的两个文明古国。这两个部族的国家是何时开始形成的呢?近年来,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,发掘出相当于商代早期 的蜀国都城和相当于商代晚期的两个祭祀坑里,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,从而证明,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夏商之际,居于川西地区的蜀族,其早期国家已经形成。然 而,居于川东地区的巴族,它的国家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?学者至今认识差异颇大。有的认为,《山海经》载太白皋 的第三代孙后照称“巴人”,就是建成巴国的人;有的认为,西周初期,武王封宗姬于巴,此时巴族开始建立国家;有的认为,约在东周初期,巴族进入阶级社会, 开始建立奴隶制王国;有的认为,巴人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上较蜀人落后,到战国时期秦灭巴蜀时,巴人才处在奴隶初期;还有的认为巴族在春秋战国时期,才从原 始社会家长奴隶制阶段向封建化大道上过渡。真是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巴族的国家究竟形成于何时?笔者就此略呈管见,如有不妥,尚祈方家,以匡不逮。

巴族的发源地在鄂西清江流域。巴族在战国晚期公元前316年被秦灭以前,它的活动区域,在川东、鄂西、汉水中游和贵州乌江流域一带。其东边,约在襄樊、 荆门、松滋和宜都一带,与楚国接壤;西边以涪江流域、铜梁、泸州和宜宾一线与蜀国为邻;北边越过大巴山到汉水中游;南边到了贵州遵义一带。巴族活动于今 川、鄂、陕、黔的部分地区。这样大的范围内,巴族活动的地域,并非是一成不变的,而随着  时代的不 同和巴族势力强弱,而有所消长。

据文献记载,巴族最早活动在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 》载:
“巴 郡南郡蛮,本有五姓:巴氏、樊氏、目覃 氏(音审)、相氏、郑氏,皆出于武落钟离山。其山有赤、黑二穴,巴氏之 子生于赤穴,四姓之子皆生黑穴。未有君长,俱事鬼神,乃共掷剑于石穴,约能中者,奉以为君。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,众皆叹。又令各乘土船,约能浮者:当以为 君。余姓悉沉,唯务相独浮,因共立之,是为禀君。乃乘土船,从夷水至盐阳。盐水有神女,谓禀君曰:‘此地广大,鱼盐所出,愿留共居。’禀君不许。盐神幕辄 来取宿,旦即化为虫,与诸虫群飞,掩蔽日光,天地晦冥。积十余日,禀君伺其便,因射杀之,天乃开明。禀君于是君乎夷城,四姓皆臣之。禀君死,魂魂世为白 虎,巴氏以虎饮人血,遂以人祠焉”。这段记载系录自先秦文献《世本》”。

依此,巴族最早居住在武落钟离山,其山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内。《太平寰 宇记·长阳县记》说:“武落山—名难留山,在县西北七十八里,本禀君所出处也”。又《水经注》载:亻艮(音恒)山县(故城在今湖北长阳县西80里)附近有 石穴,相传即禀君掷剑处。夷水又名盐水,即今湖北清江。《水经注》又说:“夷水,即亻艮  山清江了,水色清照十丈,分沙石。蜀人见其澄清,因名清江也。昔禀君浮土舟于夷水,据捍关而王巴。”务相被其他四个部落推举为禀君以后,成为巴族“五姓” 组成的部落联盟的联盟长。这时,可能尚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。此后,禀君带着巴族向西发展,沿着清江溯流而上,到达盐阳(今湖北恩施东),在那里征服了一个 尚处于母系氏族阶段、以“盐水女神”为首领的部族,为了建立部族奴役的统治机构,禀君于是“君乎夷城”,建立国家,夷城在今湖北恩施县。夷城是巴族早期国 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。后来,巴族继续西进,经过郁水到乌江,在乌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枳(今四川涪陵),把都城迁到那里。据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巴子时,虽 都江州(今重庆巴县冬笋坝),或治垫江(今合川),或治平都(今丰都),后治阆中。其先王陵墓多在枳”。可见江州是周武王封巴子时巴国的都城,垫江、平 都、阆中,曾在周代先后作过都城,而先王陵墓多在的“枳”,当是巴国在西周以前的都城。《左传》说:“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,无曰邑”。杜注“宗庙所在 虽邑曰都,尊之也”。枳,既然是巴国国君的先王宗庙陵墓所在之地,那里应当是巴国早期的都城之一。巴族的枳与江州,犹如周人的宗周与成周;秦人的雍与咸 阳。宗周是周人先王宗宙所在之地,作为国都它早于成周;雍是秦人宗庙所在之地。作为巴国的都城,应早于江州,更早于平都、垫江和阆中。从巴国建都地点的先 后次序看,笔者认为巴族是从东向西迁,然后从南向北发展的。

据此,我们可以判定巴族的发源地,首先是在湖北西南部的清江流域一带,其次才是长江三峡地区。

巴族早期居住地区,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。鄂西和川东长江三峡地区是中国古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。考古材料告诉我们:……距今五、六千年前,考古发现有 四川巫山县的大溪文化遗址。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川东和鄂西地区,甚至远及湖北中部和湖南洞庭湖周围。以鄂西平原为中心的大溪文化阶段的人们,生活中使用陶 器,生产中使用磨制石器:石斧、石锛、石铲、石镰、石矛、石镞等。种植水稻和从事渔猎活动。“大溪文化是以种植稻米的农业为主,渔猎辅助经济也居一定地 位。”大溪文化出土的墓葬中,“其中的一些墓葬,出现了随葬器物多寡不一的显著差别,大体是大溪文化晚期阶段,社会出现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的反映”。

到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,在湖北京山县出土了距今四千五百年到五千年间的、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。从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分布地区重合、地层上下 叠压和年代测定看,屈家岭文化是直接继承大溪文化发展来的。屈家岭文化的人们,磨制的石器工具比前有所进步,从而提高了生产率。农业生产是主要的经济活 动,各地普遍种植水稻(粳稻),制陶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陶祖出土,表明男性崇拜已经存在,屈家岭文化的社会性质,当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。……据《华 阳国志》记载:“禹会诸候于会稽,执玉帛者万国,巴蜀往焉”。既然禹在会稽(今安徽当涂附近)开会,巴族在距今4100年的夏禹以前,就已经形成了。《山 海经》说:“西南有巴国。太白皋  生咸鸟,咸鸟生乘厘,乘厘生后照,后照是始为巴人”。这段巴族祖先世系,可能是根据巴人自己的传说写下来的,并非虚构。既然,“后照是始为巴人”,而巴族 首领又曾去会稽朝见过禹,那么,后照的先人太白皋 、咸鸟、乘厘等,当生活在夏禹以前若干年。况且从“后照是始为巴人”发展到巴族首领能前去朝见禹,其间又当经过若干年。所以,我们认为巴族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夏禹以前两三百年。……可以认为巴族在夏以前,私有制已经产生,贫富分化已经出现,阶级正在形成,这一切,正是巴族国家产生的重要社会前提。

巴族约在殷商早期进入青铜时代。巴族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,可以《世本》和《后汉书》所记:巴族五姓“共掷剑石穴”为证,廪君和樊氏、目覃 氏、相氏、郑氏等四个部落长手中所掷之剑,当是青铜剑而非石剑或骨剑。务相时,既用青铜铸剑,表明此时已进入青铜时代。
   
巴族进入青铜时代,还有考古材料可证。1959年,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,在涪陵以东、长江北岸的忠县发掘出井沟遗址。该遗址的出土物中,有陶器、石器、 骨器、卜骨、铜镞、还有已腐烂的小米,陶器中有灰陶、红陶和少量黑陶,饰有各种花纹,制法有手制、轮制和模制。其中有釜形器多件、红陶角杯40多件、大口 尊一件。大口尊与商代中期盘龙城盛行的同类器物非常相像。石器中,有打制石器16件,磨制石器14件。3件卜骨,有钻有灼。双翼式铜镞一件,残长4.3厘 米。从出土小米、陶釜、角杯和网坠看,该遗址的先民过着以农业为主、渔猎为辅的经济生活。铜镞是一种狩猎工具和武器,射出后不易收回。消耗量大。用铜铸 镞,表明那里拥有铜的数量很多,而且冶炼合金青铜的技术已相当进步。发掘者说:“在文化层中出土了卜骨,从卜骨的钻孔痕迹看来,似乎是用铜工具制作的”。 根据以上材料,发掘报告得出结论说:“我们认为该遗址的时代下限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”。这个判断是正确的。但是,这个遗址到底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哪个时代, 还不清楚。笔者认为:从该遗址出土器物中,有商周盛行的卜骨、有与商代盘龙城盛行而又相像的大口尊,以及石器中打制石器还多于磨制石器等现象,把它综合起 来观察,该遗址的时代应该是商代时期。
  
忠县在川东长江北岸,那里在古代巴族活动的中心地区。忠县井沟遗址在商代前期已进入青铜时代,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,可以证明巴族在商代早期已开始进入青铜时代。
 
巴族在商代已开始进入青铜时代,还可以蜀国和扬越在商代均已进入青铜时代作为佐证。
   
巴族西与蜀国为邻。1986年,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,发现了属于商代晚期的两个祭祀坑,共出土文物一千多件。其中有青铜人头像十余尊,大型青铜人面罩十 具以上,青铜立人像高达1.72米,青铜神树一棵等。这批青铜器总重量接近一吨。还有金杖、金面罩、玉器、骨器、象牙、海贝等。这批青铜器,数量多,造型 奇特,制作精美,工艺技术水平高超,属商代晚期制造的器物。这批青铜的出土,它充分证明,远处川西平原的蜀国,已经在商代进入青铜时代。《华阳国志》说: “华阳之壤,梁岷之域,是其一囿,囿中之国,则巴蜀矣”。巴蜀相邻,同处一囿,互相影响,是不言而喻的。殷商时,蜀国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,必然给巴族以重 大影响。此时,巴族开始进入青铜时代是不足为奇的。
  
巴族东边的部分地区与长江中游的扬越为邻,并在江汉平原一带与之杂处。商周时期,扬越分布 在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一带。董其祥先生认为:“江汉平原是越、蛮、濮三族最早杂居的地方。越族以扬越为代表,蛮族以荆楚为代表,濮族以巴族为代表”。这个 认识是正确的。在商代,扬越人所创造的,又被考古发掘出土的吴越文化,其青铜文化发展水平是相当高的。1989年,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商代 墓葬中,出土青铜480余件,玉器100多件,陶器358件,其中铜器有礼器、乐器、兵器、农具、手工工具和生活用具等。60多件礼乐器中,有一大青 铜    、通高110厘米,重达85公斤。这些青铜器,数量大,种类多,造型奇特,纹饰精美,铸工精细,堪称江南商墓之冠。该墓的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晚期。彭适凡先 生认为该墓的主人是商代南方扬越族所建立方国的首领。同年,在江西瑞昌铜铃还发现一处商代中期的大型铜矿遗址。彭适凡先生也认为这处铜矿是扬越人所开采。 江西新干大型商墓和江西瑞昌大型铜矿遗址的发现,充分证明扬越族在商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。
  
巴族在商代,西边与进入青铜时代的蜀国为邻,东边又在江汉平原与进入青铜时代的扬越族杂处,它在东西两个先进的青铜文明影响下,开始进入青铜时代,是可以肯定的。
  
古代的中国与古代的东方一样,青铜时代就是奴隶制时代,青铜时代到来就是文明时代的开始。巴族在商代进入青铜时代,巴族的国家也就在商代形成。

   
巴族的文字,在商代以前即已产生。在四川,古代巴族居住过的地方,出土的青铜器“戈、矛、铤、印玺、编钟、钅享 于等器物上,铭刻有巴文、字数多少不等,大多数有一个或几个字,个别的铜器(如钅享 于)上有十一个字。对于这些字,徐中舒先生说:“我们可以肯定的说,这是一种文字而不是图画”。其说至确。巴文不但有独体象形字,如人、虎、豹、鱼、鸟、 篮、舟、星等。而且还有合体字,如手和花蒂(或说为心字)并列等。世界各民族的文字,最初大都是由巫师创造的,并由巫师们传承和发展。巴文和汉族古代的甲 骨文也是这样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所说的“六书”,是他总结出的汉字构造的六种方法:即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,只是对已有字的训释,并不 产生新字,因此不属于造字的方法。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中的指事,实际也是会意。因此,有人把这四种造字法,归纳为象形、象意、象声三种。世界各民族的 文字,可以划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。英文、俄文属表音文字,汉字、纳西文和巴文属表意文字。汉字发展经过象形、会意、形声三个阶段。最初造出的字,是直 接描写客观物体的象形字。后来才造出把几个象形字结合在一起,或在象形字旁边加上指事符号,造出会意字。再后才造出形符加声符的形声字,这是象形文字最 后、最进步的发展阶段。用六书条例衡量汉字、甲骨文和巴文,汉字中形声字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;甲骨文中,据统计形声字只约占18%;巴文中指事、会意字 非常缺乏,形声字则更难看到。这说明甲骨文已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文字,汉字比甲骨文进步,这就不用说了。而巴文还是停留在象形文字最初阶段的文字。
   
巴文、甲骨文和汉字是同出一源的文字。徐中舒先生认为:“巴文和汉字,在文字构成的条例上,它们也是具有一定共同基础,最初还有可能是同出一源的。但是 它们的分枝,应当是远在商代以前。因为,现在的甲骨文,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六书条例,这应是甲骨文在分枝以后单独发展的结果”。彭静中先生也认为“巴文和商 周甲骨文、金文等一样是表意文字,与常见的甲骨文、金文基本一致,虽风格小异,但无妨其本质相同,所以我们得以释读”。既然巴文和甲骨文是同出一源的文 字,而远在殷商以前就分枝发展了,那么,巴文的出现,最初可能在夏禹前后,至迟也当在商代初期。
  
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 标志之一。巴文和甲骨文 一样都是象形文字。形象文字的出现 ,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。摩尔根说:“石刻象形字也可以认为是文明时代开始的相等标识”,“文字的使用,或在石上刻象形文字,提供了文明开始的最适切 的标准。倘若没有文字上的记录,历史与文明,都不能适当的说已经存在”。马克思、恩格斯说过:“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”,“确切 地说,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”。摩尔根、马克思、恩格斯对文字及其记录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,这一认识对巴文出现 在巴族社会历史上的意义,也应该是适用的。巴文至迟是在商代初期出现的,因此,巴族的文明社会至迟也是在商代初期开始的。

巴族最早建 筑的城市是夷城。夷城与巴国、巴王是同时产生的。前引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载:起源于鄂 西的巴族,共分五个氏族或部落,以务相为部落长的巴氏部落,经过“掷剑于石穴”和“乘土船”浮夷水,战胜其他四个氏族或部落之 后,被共同拥戴为廪君。廪君上溯夷水至盐阳(今湖北恩施东),征服了以“盐水女神”为首领的另一部族之后,为了加强对被征服部族的统治,也为了加强对巴族 内部其他四个氏族或部落的控制,于是建立起了暴力统治机构国家。
  
廪君“王巴”,先筑捍关以防外族人侵。《水经注》说:“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,据捍关(今湖北长阳县南)而王巴”。可见廪君在夷水上建巴国,称巴王、都夷城的同时,还在湖北长阳筑捍关防御外族的侵扰。巴族国家建立后的对外职能充分显示出来。
  
巴族立国,建都夷城,夷城建立的经过是这样的,《水经注》说:“廪君乘土舟下及夷城,夷城石岸险曲,其水亦曲,廪君望之而叹,山岩为崩,廪君登之,上有平石,方二丈五尺,因立城其旁而居之。四姓臣之”。夷城依山环水,显然是一处便于防守的军事据点和政治中心。
   
廪君筑夷城、建巴国的时间,可能在商代早期 。因为在此以前的屈家岭文化的人们,已在夷水以南的湖南澧水上,建 筑起了中国南方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古城。1991年,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了一座屈家岭文化城址,城址平面呈圆形,直径310多米,由护城 河、城墙、四门和城西南部的夯土台基组成,至今保存完整。筑城时代,距今4700——4000年左右。巴族兴起的地域就在湖北京山出土的屈家岭文化的范围 内。廪君建巴国时,在今湖北宜都筑的捍关,距这座城就不到一百公里。四五百年后的巴族,在筑夷城时,是完全可以继承前代的经验的。
  
巴族西边的 蜀国,在商代早期已建立起蜀国最早的都城。1988年,考古工作者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外围,发现了商代早期修筑的蜀国早期的都城遗址。城址的东、西、南三面 为城墙,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,总面积2.6平方公里,与郑州商城相当。自古巴蜀两族同处一囿,文化发展互相影响。当蜀国在商代早期建立起早期都城之后 不久,巴族也在夷水建城立国是完全可能的。
  
巴族建立夷城,东南边有屈家岭文化的巴族先民的成就可继承,西边有早期蜀国的建城经验可学习,夷城建筑的时间,当在商代早期。
   
城市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。城市一旦 出现 便意味着史前时代的结束,宣告了文明时代的到来,正因为如此,所以恩格斯说:“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:它们的壕沟为氏族制度的墓 穴,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”。马克思说:古代东方的城市“是王公的营垒”。这作为政治军事据点,不同于西方,西方的城市一开始就是工商业中心的 经济城市。因此,东方 城市的出现 就表明政治权力中心的形成,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。《礼记》就把“城郭沟池”的出现,作为从“大同”过渡到“小康”的标志之一。筑有高墙深池的东方设防城 市,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军事设施而出现,它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产物,也是国家权力已经存在的具体表现。巴族在商代早期建 成夷城,它标志着此时巴族的国家正式产生。

巴族与商朝武丁的多次战争,显示了早期 巴国的强大。巴国与商朝之间的战争,除武王伐纣(说详后)之外,文献无证,卜辞却有载。商朝中期 ,武丁在位时是商朝国力最为强烈的时期。商宗武丁被称为商朝“中兴”之主。中兴的主要业绩,就是对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方的战争,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。因此, 商王朝的统治区域空前扩大,政治势力的影响远及川陕、辽东和江南。武丁在对南方用兵时,首先打败了反叛的荆 楚。春秋时期的宋襄公,对其祖先武丁伐楚战争取得胜利,有一段美 滋滋的回忆。《诗》说:“挞披殷武,奋伐荆楚,深入其阻,裒荆之旅”。武丁的军队深入到楚 国方城之内和汉水之南的腹地,平息了楚国的反叛。
  
甲骨文记载,武丁还同楚国西边的近邻,居于鄂西、汉水中游和川东地区的巴国,发生了一系列战争。如:……吉殳,,贞震称册呼从伐巴。(《乙》七七三九)令从……伐巴方。(《乙》一六五六)
   
吉殳 是武丁时的贞人。震在卜辞里又称氵止  震,是位居河曲地区的氵止  国的国君名叫震的。在商王身边协助商王处理政务的卿士,又是武丁时著名的将领。称册,于省吾说:“称谓述说也;册,谓册命也”,“振旅出师必有册命。氵 止  震为武丁时主册命之臣,故征伐方国,氵止  震必先称述册命也”。从,既称“呼从”、“令从”当为伐巴的将领名。甲骨文  ,唐兰释巴。谓巴方地在西南,“武丁时之兵力,西连巴蜀”。这段卜辞的意思是:贞人吉殳 ,卜问道,震口述商王武丁的册命,叫从带兵去伐巴方吗?大概是武丁对巴方的力量估计不足,派出的兵力少,致使这次伐巴战争未能取胜,因此,才有下面的卜 辞。
  
壬申卜,争、贞令妇好从氵止  震伐巴方,受有(衤右)。(《粹》一二三O)
贞王勿住令妇好从氵止  震伐巴方,弗其受有衤右(《乙》九六一)
   
争是礻氏 武丁时期的贞人。妇好是武丁的妻子,她是商代、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女将军。从,在这里释为“统率”。这段卜辞的大意思是:名叫争的贞人,从正问和 反问:商王武丁命令还是不命令妇好统率氵止  震伐巴方,会不会得到上帝和神礻氏  的保佑呢?可能也是这次妇好统率的伐巴战争未能取胜,才会有武丁亲自征伐巴方的故事。
  贞,我   人伐巴方。(《铁》二五九、二)
  我,这是武丁亲自占卜时的自称。武丁亲自占卜,足见他对这次伐巴方战争的重视。  ,杨树达说:“卜辞登字皆省作  ,  人即登人。登假为征,即征人也”。这条卜辞的意思是说,我武丁亲自征发农村公社的众人去讨伐巴方。
  贞王从氵止 震伐巴。(《丙》二五)
  王勿从氵止 震伐巴。(《丙》二五)
  这是卜问商王武丁统率或是不统率氵止 震去伐巴方的占卜。
  癸丑卜、亘,贞王从奚伐巴。(《乙》七七四一)
  亘,是武丁时的贞人。奚,是武丁时的将领名。亘卜问:商王武丁统率奚伐巴方吗?这次伐巴战争,尽管有武丁亲自统率将领氵止 震和奚,又征发了村社成员众人出  征,也可能未取胜,才有卜辞。
  贞,巴方不其败。(《乙》八一七一)
  由于巴方未能被打败,才有武丁、妇好、氵止  震一起去伐巴方的卜辞。
  辛未卜,争,贞妇好其从氵止  震奚巴方,王自东   伐   阱于妇好立。(《乙》二九四八)
  [贞]妇好其[从]氵止  震奚巴方,王[勿]自东   伐重阱于妇好立。(《乙》二九五O)
   东  与  均为地名。阱,罗振玉说:“象兽在井上,正是阱字,或从坎中有水与井同意”。“从鹿属知阱所以阱鹿属者矣”。立,《说文》曰:“立,住也”。《释名》曰: “立,林也。如林木森然各驻其所也”。“阱于妇好立”,就是将敌人全部歼灭于妇好设下的埋伏圈内。王宇信等说: 这条卜辞从正反两个方面卜问: 命令妇好统 率    氵止  震去伐巴方,商王武丁亲自带领军队从东   去攻打巴方在   地的驻军,把溃败的敌军歼灭在妇好埋伏之处与否。其释可从。
  
从上引一系列甲骨文材料,可以看出,商王武丁时与巴方发生过多次战争,均未能获 胜,还是最后一次,武丁亲自统率商朝中期著名的女将妇好、名将氵止  震出征,还是国内征发村社众人参战。在具体战役中,经过武丁精心谋划,部署兵力,设下埋伏,而且武丁亲自领兵向巴方阵地发动进攻,最后,才把巴方的溃兵赶 进妇好设立的埋伏圈里,一举歼灭之。这可以看出两点:一是武丁曾对巴方发动多次战争,均未取胜,还是最后一次,武丁几乎是倾其全部兵力,才把巴方打败;二 是从反面看出,建立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巴方,国力还是强大的。如果此时巴族国家尚未形成,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,这是不可能组织起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,与商王 朝反复较量的。
  
巴国虽被武丁打败,但它的国力强盛,地处鄂西、川东地区,形势险要,加之巴军英勇善战,武丁要攻灭它,殊非易事,要直接统治它,又鞭长莫及。为了防止巴国再次反叛,武丁还曾派人去安抚巴国。卜辞载:
  辛未卜,宾,贞氵止  震启巴,王勿住从止。(《乙》七八一八)。
  贞氵止  震启巴王从。(《合》二二三)
  宾是武丁时的贞人。启,《说文》:“启,教也”,“启,开也”。这是说:武丁还派氵止    震去开导和教化巴人,也就是安抚巴国。尽管如此,巴国与商王朝还是结下了深仇大恨。所以,当商未周武王伐纣时,巴国就出兵参加伐纣联军,成为灭商的主力之一。
   
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周武王伐纣,实得巴蜀之师,著乎《尚书》,巴师勇锐,歌舞以凌,殷人前徒倒戈。故世称之曰:武王伐纣,前歌后舞也,武王既克殷,以其 宗姬封于巴,爵之以子”。这段材料一开头就说:“周武王伐纣,实得巴蜀之师”。“实得”,就是实际得力于巴蜀两国军队的英勇作战。“实得”二字,把巴蜀两 国军队在灭商战争中突出作用,讲得非常清楚。其中,犹以“巴师勇锐”,即作战勇猛,在敌军阵前唱歌跳舞,松懈、瓦解了纣军斗志,突然发起冲锋,直杀得“殷 人前徒倒戈”。这又把“巴师”在伐纣战争中的关键作用,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。巴国参加伐纣战争,常璩说:“著乎《尚书》”。但是,今存《尚书》所记,参加 武王伐纣联军的“庸、蜀、羌、、微、卢、彭、濮八个方国中,只有濮而无巴。原因何在?这可能是以濮代巴之故。《华阳国志》记载:巴族“其属有濮、  、苴、共、奴、犭襄 、夷、之蛮  ”。濮既是巴族的一支,有濮是可以代表巴的。武王封宗姬于巴,爵之以子,这以后的巴子之国,可能属于汉阳诸姬之一。从商代早期巴族国家形成,到商代中期与 商王朝的战争和商末参加武王伐纣战争,可见商周时期巴国的国力还是相当强大的。任乃强先生认为:“巴族到周代便成为大国”。从文献得出的这一认识是正确 的,但是,从甲骨文看,巴族早在商代就是强国了。
  
到了春秋初期,楚国逐渐强盛起来,相继吞灭了“汉阳诸姬”。由于巴与楚为邻,巴国可能就是在 这时服属于楚的。即便如此,楚武王,文王、成王时期(公元前740—前626年)强大起来的楚国,连齐桓公在召陵之盟时都要畏惧三分,居然在公元前676 年被“巴伐楚,克之“。足见巴国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。只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,巴国东有强楚侵逼,西有“巴蜀世战争”,北有强秦虎视,加之常有内乱,国势日 衰,到公元前316年,终于被秦国攻灭。
  
纵观巴国最强盛的时期是在商朝中期到西周时期,其间它主要依靠的是一支“勇锐”的巴师。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支柱。巴族在商代中期就有了一支足以与商王朝抗衡的强大巴师,难道此时巴族的国家还没有形成吗?
   
综上所述,巴族的发源地鄂西,四千年前巴族的私有制、阶级即已出现,商代早期巴族已进入青铜时代,巴文至迟在商代初期产生,巴族的夷城在商代早期建成, 商代中期巴族已有一支强大的军队,把以上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考察,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:起源于鄂西的巴族,到了商代早期国家已经形成。

  (此文原载《巴渝文化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。转载时,个别地方作了删节。注释略)